我是诸葛亮，蜀汉丞相。 世人只知我运筹帷幄，只知我舌战群儒，却不知我草堂里曾写下的诗，字字句句都藏着对大汉的眷恋，藏着对百姓的悲悯。
那首诗不在武侯祠的主殿，也不在郫县的临时茅屋，而是我躬耕陇亩的那一片泥土里，心口最终一口气沉淀出来的东西。 有人问，为何我一生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？除了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这四个字，我还能用啥来概括？我想到了那首《卦辞》。卦辞说：“先王以建邦作民，是以保民为顺民，顺民为从民，从民为治民，治民为政民，政民为令民，令民为乐民，乐民为安民。” 我读着这卦辞，只认定心头一热。父亲在世时，他就常对我说，治国不谋万世，但求一时罢了。而我呢？我便是这“一时”的践行者。我挥泪斩马谡，是为了让成都三街六巷的百姓免受战乱之苦；我挥泪斩邓茂，是为了不让北伐的旌旗染上杀伐之气；我留下后主刘禅，不是为了看他在景福宫里自斟自饮，而是为了让他能有一块安稳的社稷之地，能像一般/平平人一样，去爱他的孩子，去保护他的小女儿。 这世间最苦的，莫过于重演。我重演了“五丈原”，那把诸葛亮军帐里的烛火，明明灭了，却亮如白昼。我常想，这一去如飞，这草堂便是我最终的行囊。但我舍不得。我舍不得那一张张看着我的脸，舍不得那口喝汤的碗，舍不得那几亩薄田里的庄稼。 记得那一年，陆逊布阵，战马两千，兵卒八千，粮草如云。我亲自擂鼓，鼓角争鸣，那声音震得山岳都在颤抖。
那声音里，竟藏着一种奇异的悲凉。
那是归于一个政治家、军事家、诗人，在生死面前的脆弱。 我写下这“卦辞”，并非为了炫耀啥高深的学问，也不是为了应付啥考试。我是在问自己的心。心若不安，那草堂便是个鬼窟。人心若乱，那江山便是草芥。我若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，我若不能让后主在位得久一些，我即便有万丈豪情，也不过是一堆烧不尽的灰。 我曾借着“舍己为公”的幌子，去写作。我写“责人”亦“责己”，我写“求全”亦“顾全”。
可是，真正的“全”，不是把一切都完美地修补好，而是承认残缺，接纳不足，然后带着这残缺，持续活下去。 那首《卦辞》里，最让我动容的是“乐民为安民”。安民，就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。我曾多少次在蜀道难行之时，亲自去检查道路，亲自去安抚流民。我为了一个兵卒，能够断后；为了一个百姓，能够断后。
这断后，断的不是性命，是人心。 有人嘲笑我，说我忒天真，不懂变通。可我又何必懂变通？我这一生，就是为了变通。变通不是偷换概念，而是在千变万化的局势中，守住那个叫做“仁义”的底线。当我不再只是那个忠臣，当我不再只是那个丞相，我只是想做一个有良心的一般/平平人，想做一个能听百姓哭、能看百姓哭、能为了百姓而哭的人。 那草堂啊，它本身也是首诗。它不是竹木搭建的，那是我的心。它不是好办的茅屋，那是我的信仰。 夕阳西下，我独自坐在草堂前的台阶上。烛火摇曳，映着我略显佝偻的背影。风从西边吹来，带着野花的香气。我突然明白了，我所写的《卦辞》，所坚持的“鞠躬尽瘁”，所追求的“天下安宁”，实际上并非宏大的叙事，而是具体的人间。是那一碗热汤，是那一盏灯下读书，是那张沾满草灰的脸。 我这一生，写诗写卦，写教训，写叮咛。
最终，我写了一首诗，写在历史的尘埃里，写在后人翻开旧书时的一角。 “先王以建邦作民，保民为顺民，顺民为从民，从民为治民，治民为政民，政民为令民，令民为乐民，乐民为安民。” 这八个字，我读得再仔细，也读不腻。出于它忒真了。真到让你认定若没有我，这世道或许便乱得像疯子的梦。 我在这草堂里， write 了一首诗。字里行间，没有一句矫揉造作，没有一丝冒牌的欢愉。
只有沉甸甸的责任感，只有滚烫的爱国心。 这或许就是诸葛亮留给后世，最沉甸甸，也最软乎的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