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陈默，教龄凑了十八年，简历上最亮眼的不是几块金牌，就是手里那张总会出汗的备课本。 nobody in the middle school is born with a feel for math。我教过初一，也熬过高三的崩溃夜，后来在区里当教研组长，把那种“坐等考试”的死水搅浑，变成了带着泥巴的手提桶，让那些在题海没掉头发的人能喘口气。目前教高中，我的头发早就少了一半，但粉笔灰没少，那是真金不换。 本科数学系毕业，目前教高一。
这个年纪，学生启动谈恋爱，聊八卦，考卷上除了标准答案，还能看到他们偷偷打的勾和删掉的备注。我不教他们如何谈恋爱，只教如何算清楚。有一次高考数学卷子，全省前五十名的孩子，我手里那套教材全是错的。
那时候，我气得把卷子揉碎了，在教研组的会上摔了，声音大得连隔壁班的老师都听到。
好在教研组长没发脾气，只是默默把那张揉烂的卷子压进抽屉最底层，没提它。 我带过一群“数学家”。记得高三那年，班里有个男生叫阿杰，平时话不多，但总能在数学大题里搞出各种奇怪怪的证明，把老师气得跳脚。
后来他进了重点高中，又回来了，说是要去国外读博。我就没拦着他。
后来他发了个视频，说是在国外遇到了个不爱做数学的老师，认定火大。我回复了他一句：“做数学的人，最终都得被火大。”他改都没改。 既然阿杰去了国外，那我的高中学生呢？他们大多没我那么凶。有的学生考出了省里的高分，我站在他面前，没递给他满分，只递给他一个红笔批注：“错题，这里，再算一下。”他盯着那个红圈看了十分钟，抬头看我，冲我笑了一下，说：“老师，我懂了。”那一刻，我认定这世界上所有的高分，都不如一个学生突然懂事了那么踏实。 平时，我把自己当成个“数据搬运工”。我的 KPI 挺好办：备课量够不够？学生中意度够不够？资料够不够硬？数据出来了，那个学期我是不是该发点奖金？奖金够了，我是不是该去隔壁区县进修？进修了，是不是该报个啥高端的培训班？报完班，是不是该写个啥洋洋洒洒的文章？写完了，是不是该找个名流去发个哥们儿圈？发哥们儿圈了，是不是该在网上吹个牛？吹牛了，是不是该把这周的工作总结发给自己看？看清楚了，是不是该把这一周的业绩写进 Excel 表里？ 我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 Excel 排班表，密密麻麻全是数字和日期。我在这个表里找空档，在群里吼一声“哪位有空改作业”，在群里吼一声“今天不加班哪位也别想走”。我从不设啥“愿景”，我只设“任务”。任务搞定了，大家就完事了。 我喜爱那种混乱，喜爱那种不需求理由的规矩。
比方说，我们班的数学老师，哪位有空哪位上，哪位不来哪位没人教；比如，哪位想写读后感，哪位想写论文，哪位想搞实验，哪位想发哥们儿圈，哪位都能够。
不用经过啥审批，不用经过啥考核，直接写，直接干，干完交个便签纸。 那会儿总有人问我，为啥教如此多年，收入却一般般？那是出于我没当老师，我是当“数据分析师”的。
你想想，要是我把学生当人，我要耐起性子，我可能一个月才挣三万五；要是我把学生当数据，我只要按部就班，我一个月能挣八万。
有时候我会想，要是我当年能去啥互联网大厂，不，是去那个所谓的“教育科技独角兽”，不，是去那个能给我涨薪的“顶尖名校”，那该多好。但现实是，那些地方要么卷得跟破戒一样，要么就是只给钱不给尊严。 我目前的职业，就是在这条“低效但真”的轨道上跑。我不追求啥高大上的理论，我只追求把这一周的作业，把这一期的测试，把这一年的数据，稳稳当当交出去。交出去之后，下一周又能启动新的循环。 我也喜爱带孩子。他们有时候问我：“老师，你教了如此多年，为啥认定我像个数字？”我说：“出于你们就是数字。”他们有时候又问我：“老师，你教了如此多年，为啥认定你像个演员？”我说：“出于你们就是演员。” 实际上，老师不是演员，也不是数据，我们就是那个在讲台上，手有点抖，声音有点哑，但心里装着满节课的人。我们不追求完美，我们只追求把这一节课，讲得热乎热乎的。 好了，简历写到这里，我认定差不多了。
毕竟，哪位不想写得漂亮呢？但现实告诉我，写得漂亮，往往意味着写不出真东西。
故此我还是坚持写那些粗糙的、不完美的、充满烟火气的文字。 这就是我，一个在讲台前疯跑，在数据里打滚，在历史和未来之间跳踢踏舞的一般/平平人。
要是一定要给这个职业起个名字，我会叫它：在贩卖知识的与此同时，顺便把脸上也洗得干干净利落净。 毕竟，能洗得干净利落的脸上，才配得上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