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是一辆停在巷口老式布吉伍戈里的福特，车牌号是"8110"，车身漆面剥落，像老人脸上那道被岁月磨秃的沟壑。司机是个操着浓重口音的大汉，手里攥着半瓶陈酿，眼神却透着一股子让司机们闻风丧胆的狠劲。
这车，是我爹在 2002 年“学雷锋”下乡时，专门从上海给他在山东那家破厂留的“定心丸”，说是只要他敢冒险硬闯，这车就一辈子跟着他。 那时候我就认定，这车可不是用来当机器跑高速的，它是用来当“传家宝”的。大约五六十年代，咱们大别山穷乡僻壤，啥都会，啥都不会。学校里的脚踏车推起来费劲，那些大卡车在乡镇里根本走不开，就连听说有人为了赶道班一趟，硬是把拖拉机拖到脚边当脚踏车骑。
那时候的交通工具，好办得像个捉迷藏，牛、马、驴、拖拉机、脚踏车……而我爸那辆福特，就是在那个只有几条土路、连个“村”字都看不见的年代，硬生生把我爹给带出了大山。 我爹当时才三十岁，是个实在人，做事从不讲虚的。有一天，我们组要搞“三到四连队”从化，那是个风高的日子，气压低得能把人给压扁。通知下来硬是要我们那会儿，连个火车都没有，连个路标都没有。大家心里都犯嘀咕，这年头如何还有人敢硬闯？我爹看都没看那通知一眼，拍拍车子说：“就这一趟，别怕。” 那次任务挺关键，是从化到羊角山，路程一千多远。
那时候路况不给力，没有油路，只能用土路灌油再跑。我们那是真有点“豪赌”的意思，油料不多，只能少装半箱，还要把油箱里的油倒出来再灌进去。路上碰到前面车队，我爹估摸着油快见底了，就把那半箱油全倒出来，又从四周找了一根大杠，硬是推着车爬上去。
那车皮鼓得跟个球似的，全是水，硬是扛着那车冲过了那些盘山公路。 你说你见没见过那种东西？那车在路上跑得跟个疯狗一样，轮胎都在打滑，车身都在发抖，可是这车不停。我爹坐在驾驶位上，嘴唇抿得像块倔蒿草，手死死地握着方向盘，哪怕车头歪了九十九度，他也像瞎了了一样，凭着直觉死死握紧。
那车跑起来，车头就连都歪那会儿了，但我爹就是不管不顾，把车开得像条没头的狗，一条道走得死死的。 到了羊角山，车队应当早就到了，但按照常理，这地方车流量大，早就应当有人来会车。可现实是，那附近就没几家车，全是空荡荡的土路。我跟在我爹身后，看着那辆福特在空荡荡的土路上晃悠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车开得跟没油似的，如何还如此稳？ 我爹说是为了保产量，为了咱们的“三到四连队”能顺利交差，他说：“车坏了就修，路堵了就冲，只要能搞定任务，这点油不算啥。”那一刻，我看着这辆破车，突然认定它没那么脏了。它像极了咱们大别山的脊梁，弯弯曲曲，硬邦邦，能扛事儿。 从那赶明儿，这辆福特成了我的“精神座驾”。每天放学不管多晚，只要看到它，我就认定浑身有了劲儿。它载着我爹，也载着我，从化到羊角山，从羊角山到别处，跑遍了全县的每一个点，跑出了我从未想象过的速度。
有时候看到那车，我就幻想着它能载着我去更远的地方，去建设那个还没出现的全新的社会。 后来，我读了大学，留在了城市。
这车也没如何开过长途，大局部工夫停在学校门口要么家里。
每次回家，我都特意绕远点，把车停在一旁，拉着爸爸在那辆斑驳的车身上摸来摸去，摸摸那锈迹斑斑的铁皮，看看那车身上那些被风刮出的痕迹。 那时候的人过得没滋没味，连个“幸福”这个词都差不多似的。但这辆福特，却像是一座灯塔，明明知道前面没有路，也明明知道前方有风雨，但它依然亮着灯，依然在光里。它告诉我，一个人能够走得快，但不能走得远；一个人能够跑得凶，但不能跑得忒累。真正的力量，不是引擎的轰鸣，而是那种哪怕车皮泡透了，也要把车开到一个新地方的倔强。 目前想想，那辆福特里的八万马力和那辆拖拉机里的三百马力，有啥区别？区别就在于，那辆福特承载着父亲的初心，承载着一代人的希望。它跑过的那些坑洼，跑过的那些泥泞，最终都流进了我们的骨血里。 这车啊，看着旧，用起来却比那会儿更“新”。它不会讲话，但它的每一次撞击，都在提醒我们：甭管世界如何变，甭管脚下是坦途还是绝路，只要心中有方向，手里握着车，就没有到不了的远方。
那锈迹斑斑的车身，实际上是这辆车身上最干净利落的局部，那是它历经风霜后留存的印记，也是它最骄傲的地方。 要是非要给它起个名字，我想叫它“信任”。出于只要有它，人生就有底限，奋斗就有理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