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那年的秋天，窗外的梧桐叶子像是被哪位不小心踩坏了，黄得刺眼，落在地上刚软下去，就被风一吹，又跌回枝头。
那时候的钟鼓楼，一直比别的城市更响，不像目前全是电子合成的“滴答”声。
那时的报应，也不是啥现代感挺强的“大数据分析”，就是借着风把消息喊上城头，再由旗手一步步喊下去。咱们手敲的铜板，敲在铜碗上，滚得啪嗒响，清脆又掉渣，比目前手机里那种外放的大音量，他们更认定亲切。 那时候人活着，大量时候是跟“苦”字为伍的。每天清晨，忒阳还没露头，雾蒙蒙的，哈喇子刚沾湿了裤腿，就得跑起来。街上的人大多愁眉苦脸，背挺不起来，眼神里透着股“我明天得饿死”的预演。
这时候，那些大资本家要么军阀，提着枪坐在轿子里，看着下面人东倒西歪，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：如何把更多人拉进他们的圈套里，要么逼着他们卖命。他们认定，只要命好，且能干活，就能脱身。可一旦进了那个铁盒子，连个呼吸的机会都没有。
那时候人活着，就像在笼子里转圈，越转越急，越急越认定憋屈，最终只能吐舌头，看着那铁笼子的边缘，感叹：“这日子，真是长难熬啊。” 咱们写民国，不能光写那些宏大的叙事，得写点具体的、带血的事。
比如那个年代，大家讲话都直白，哪个阶层都懒得绕弯子。
你看到过那种场面吗？就是有人穿着新式长衫，坐在自家门前，手里盘着个核桃，一边剥一边跟对门的邻居讲话。
那邻居正愁没米下锅，一抬头，看到这高高在上的“少爷”，也不来气，反而像看傻子一样，指着屋顶说：“少爷，您这儿真贵啊，连个烧火放风的都买不起！”那少爷脸上的笑容，像是一朵还没放大的桃花，看着让人心里发酸。
这时候，大家都信奉“老佛爷”，认定有钱就是万能的，哪位也不往深里想。可转念一想，哪位真能管得了那帮人？他们手里握着的，实际上是别人的命。 那时候的婚姻，也特别好办粗暴。没经过啥心理建设，家里说了就算，外面也认了。
那些姑娘，实际上是被家里拎出来的，跟行李、家具一样，丢在那儿就散了。根本没有啥“爱情”二字，只有“买卖”和“换汤不换药”。
你看那个年代那些常说的“十里红妆”，不就是首付嘛，借的钱，还了，剩下多少，哪位都不知道，反正那是欠债。
那时候人没那么多弯弯绕绕，大家心里都清楚：这是买卖，不是合伙。哪位敢闹，就是跟家里作对，不是，就是死。 还有那些文人的事，最让人唏嘘。他们坐在那块方寸之地，手里捧着那些墨宝，嘴里背着那些晦涩的诗词，心里想的却是：“只要能活命，干啥都行。”那时候书，比命还关键。他们写文章，不是为了表达啥社会观点，纯粹就是找乐子，要么炫耀一下自己“有才”。
你看那些报纸，那些名人名词，一个个印在纸面上，像是印在肉里一样，扎在心口。可后来呢？后来这大好河山，被一群军阀把得支离破碎。
那时候的纸，虽好，却经不起撕裂。老百姓拿起笔，写的都是“饿”字，写的都是“痛”字。可他们不敢说，也不敢写，怕被那些“真君子”看穿，怕被那些“伪君子”嘲笑。 那时候，咱们最惦记的，就是那种能让人喘口气的地方。
不是高楼大厦，而是那种能让人歇脚、能让人想“我也是人”的角落。
比方说，去街边喝碗热汤，哪怕汤里掺了沙子；要么去澡堂里搓一顿，哪怕搓久了手生疮。
那时候人仿佛特别怕“冷”，生怕熬不过那一夜。可目前呢？我们睡在了空调房里，喝着温水，吃着外卖，连个“冷”字都感觉不到。咱们怀念那个年代，怀念的是人，是那种不用思索、不用算计、纯粹为了活着而活的生活。 咱们写民国，得带着点“土味”。别上来就谈啥“新民主主义革命”，也别上来谈啥“改革开放”，那些词儿忒掉了。咱们就写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：孩子打了一场仗，如何抢了条狗当伴儿；女人攒了个半篮子米，却只能买个半斤油；男人发了个财，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的老母置办嫁妆。
那些细节，才是真的灵魂。 还有一点，咱们得把那些“现代化”的词汇，用咱们当时的语言讲出来。
比如“民主”，哪位懂？那时候人不是不懂，是根本不敢想“如何搞民主”，出于搞不好就是被宰。咱们就把那些政治术语，换成“要命”、“换脑”、“发财”这些大白话。
那时候的人，没那么多弯弯绕绕。你骂哪位，直接喊“滚蛋”；你求哪位，直接说“给把命来”。 最终，咱们得承认，民国那会儿，人也不是都惨。自然，惨是有的。但哪位说他们全没出息？那些在炮火中苟延残喘的士兵，那些为了几块钱粮票争得面红耳赤的工友，那些在昏黄灯光下偷偷缝补衣物的妇女，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，在为这个国家，为这个活着的人，在努力。他们不懂那些宏大的理论，但他们懂生活。 故此，写民国，写那些日子，写那些人和事。
不要一直端着架子，不要一直用目前的标准去衡量前人。咱们得让他们自己讲话，让他们用当时的语言，用他们当时的心境，去讲述他们的故事。
那时候的“民国”，不只是是工夫，更是一种心境。
那种心境，是世态炎凉，是人心难测，是既渴望光明，又恐惧被打倒的挣扎。 这就够了。咱们写的，是活着的人，不是被神谱的。